第1篇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57万创业青年凸显首都精气神
创业，无疑是时下最火的一个词，而首都北京更是创业青年云集之地。无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还是三里屯soho的写字楼隔间，乃至你可能路过的某个肉夹馍摊位，都涌动着蓬勃的创业热情。
或许你已经对诸如互联网思维、90后ceo耳熟能详，但是你是否了解，北京的创业青年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的创业项目集中在哪?什么行业创业最挣钱?创业者的收入又如何?
7个聚集过万创业青年的街乡
团市委创业青年调研团队专家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平青表示，这些聚集区与全市经济产业园区和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一致，多受产业特性、相关政策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例如中关村就聚集了大量的信息产业，有聚集效应。
刘建强就很喜欢自己位于中关村西区鼎好大厦8楼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名为厚德创新谷的创业孵化器，3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里，分布着30多个创业公司，不定期会有投资人来考察项目。在他们的楼上，是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而走出鼎好大厦，沿北四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去年6月刚刚更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晚上没那么忙的时候，刘建强常会溜达到那儿，参加3w咖啡或者binggo咖啡举办的各种创业沙龙，或者跟投资人聊上两句。
选择办公场地时，刘建强曾经犹豫过，公司是随便租一个商住两用的民居，还是到中关村找一个孵化器?可跑了几次中关村以后，他没再犹豫，周边环绕着创业者、投资人，让他更有创业的感觉，也更方便。
身处在一群创业者中，刘建强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创业的氛围。入驻半年多的时间里，同在一个办公区的公司，有人被大公司作价千万元收购，有人成功地拿到了b轮融资，也有人烧完了钱还是没有找到营利模式，最终黯然离场。这让今年32岁的刘建强时刻警醒自己要更努力地奋斗。
河北人刘建强目前的创业项目是一款预定运动场馆的手机appe运动，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催生的创业热潮中，手机app无疑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在前一份工作中，刘建强对接的就是一些app的推广业务，这也让他更能体会到移动互联网的魔力。去年6月，他最终决定辞职，离开年收入50多万元的广告公司，开了自己的公司，每个月领着公司最低的5000元工资，他的理由是，到了这个年纪，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算起来，刘建强是在毕业后的第九年才踏上自己的创业路，相比平均初始创业年纪显得大了一些。而《报告》也指出，如今北京创业青年有年轻化的趋势。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ceo开始频繁见诸媒体，刘建强说自己很羡慕当下的年轻人，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六成创业为自我就业式创业 集中在批发零售和服务业
跟直接从事手机app开发的移动互联网行业比起来，31岁的北京大兴区大学生村官李彪开的那家经营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汽车租赁等业务的北京福地青云旅游有限公司显得有些传统，但李彪觉得这种传统服务业机会多，而且自己喜欢。
刘青平教授表示，调研反馈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创业者实际上是属于自我就业式创业，而零售批发还有服务业门槛更低也更传统，所以有更多的创业者聚集。
李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兴小伙，2023年毕业后又回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做大学生村官。他的第一次创业就很传统，那是在他大三的时候，还在当学生会主席的李彪把同学借了个遍，凑足8000元买了一辆19座的红叶客车，开始做汽车租赁。他载着客人跑遍了附近的十里八乡，还一度跟驴友穿越过无人沙漠，因为赶上旅游旺季，没多久李彪就回了本，还买了新车，生意越做越大。
不过，因为缺少管理经验，租赁生意总是出一些意外，后来李彪就停了这部分生意，转而承包了一家旅行社。
2023年，同镇的东辛屯村着手打造民俗旅游文化村，因为有做旅行社的经验，李彪被调了过去，协助东辛屯村的旅游开发和管理。也是同一年，李彪觉得这是个机遇，于是开了一家旅游公司。
那时候，李彪每天一边要忙着跟村民沟通文化村改造，一边要管理公司。为了新公司，李彪押上了自己的房子、车子乃至土地，每个月要还4个银行的贷款，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第2篇 最新北京青年调查报告：追求个性也在意集体
不少年长的人在说到90后时，常常夹杂着怀疑：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强、过分自我和追求个性……社会舆论给90后贴上了许多“问题”标签。
如今，95后已逐步成为大学校园的新主人，他们对于个性的追求愈加强烈。在教育资源集中的北京，这座国际化城市的开放与多元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条件。
自我?叛逆?不知天高地厚?面对这个群体的复杂性，如果仅根据网络上一个个新闻案例去拼凑他们的画像并不客观。那么，撕掉“偏见”标签，这群北京高校里的90后到底长啥样?
一项调查结果这样勾勒北京大学生的“标准”面貌：他每天的上网时间有7成的可能超过两个小时，上网、睡觉和社交是他最主要的课外活动;他最大的压力是学习和就业，他有近四分之一的可能会面临学习困难;他的月消费水平较大可能在800～1600元之间，其中，社交、娱乐、购物等占有较大比例。对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的预期薪酬为6668元，留京工作是最普遍的期望;他有极大的可能认为个人能力与自我奋斗、诚信等良好品质是一个人在社会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依靠，人生价值在于奉献是他较为认同的观点。
这些对北京大学生特征性的细节描写来自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组。针对北京大学生群体，课题组按照学校在校生人数的1%比例进行抽样，样本数为8143个。其中，普通高校7466个，民办高校677个。同时，通过面谈、深度访谈等发放问卷88份，总样本数为8231个。
超7成大学生感觉到压力，96.67%的人表示能够承受
北京市现有普通高校91所。其中，211高校共26所，占全国23%;985高校共8所，占全国21%。除留学生以外，在校生总人数为81.43万人，王可(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就读于北京某985高校的大三学生，最近有些“压力山大”。用她的话来说，大三就快结束了，可专业课学得“半生半熟”，大学英语六级还没搞掂。不仅如此，刚刚开始进行的社会实践让她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感到怀疑，“总被领导批评不会说话”。
“上大学前，老师都说熬过了最艰苦的高中就会迎来‘幸福生活’。可没想到，这3年过得并不轻松。”王可在qq空间里写下的这段话，不到一小时就得到了近60个同学“点赞”，有同学评论：“人艰不拆”。
感到“压力”的大学生不止王可一个。
如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学生面临着学习、经济、人际交往、情感等方面的压力且相互交织。根据团市委有关北京大学生群体的调研结果，32.5%的大学生感觉压力较大，37.2%的大学生感觉压力适中，有3.3%的学生觉得压力已经承受不了。
而这些压力所反映出的是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调研数据显示，20.8%的大学生感到就业困难，26.6%的大学生面临着学习困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学习困难相矛盾的，是大学生用于参加学习培训的课余时间仅为10.7%。
调研分析认为，由于大学学习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校园生活更加开放和丰富多彩，现在的大学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三点一线”模式，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相对宽裕和自由。但是，大学生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上网或其他娱乐上，他们“不能合理做好业余时间安排”。
王可就是不能合理安排业余时间的那部分大学生。
尽管学习和人际交往给她带来较大压力，但这些并不影响她的娱乐活动。看美剧、逛淘宝成为她每天睡前的必修“功课”。她说，“其实，有时候也会自责放在学业上的时间太少，‘宅’寝室的时间太多了。可如果不这样，我一定会崩溃的。毕竟这些‘功课’的诱惑太大了。”
根据调研结果，上网、睡觉和社交成为大学生课余活动取向的前三位，分别占74.14%、34.49%和28.55%。
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是，只有27.71%的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调研报告称，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且知道锻炼身体很重要，但就是不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令人欣慰的是，调研还发现，96.67%的大学生能够承受现实的压力，并且能够找到各自合适的减压方式，运动健身和读书听歌、看电影等成为最常使用的减压方式，分别占33.04%和25.14%。
近75%的大学生闲暇时间用于上网，19.3%的人把网络自媒体作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和王可相比，就读于北京一所非985、211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郑力(化名)对网络的依赖性更强。用他的话来形容：“没了网络，生活都会错乱。”
郑力给自己的“上网时间”算了笔账：首先，除了睡觉和体育课外，手机几乎不离手。他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软件是传说中的手机三件宝——微信、qq和淘宝;其次，郑力每天至少有3个小时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中，“打dota、踢实况”成为每天最放松的项目;此外，睡前看一集美剧也花费他至少1小时，这其中还不包括和女朋友微信交流的时间。
这一算，郑力每天“全情投入”网络的时间超过5小时，最多时甚至达到8到10个小时。
联合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有74.67%的大学生的闲暇时间主要用来上网，70.3%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用来上网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
其中，和郑力一样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大学生占了13.1%。其次，上网3小时左右的占17.9%，上网4小时左右的占10.7%。
从学历分布上看，调研报告分析，专科生和本科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娱乐，而硕士和博士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学习。
课题组认为，新技术和新媒体在改变社会结构和生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微信、微博、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等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因此，课题组把如今的北京大学生定义为“与网络深度融合的新一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能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其随之带来的隐患不可忽视。
调研数据显示，58.5%的大学生会不同程度地将个人情绪带到网络世界中，19.3%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自媒体是最可信的信息来源，网络自媒体成为在父母及亲戚提供信息之后的第二大最可信的信息来源。
对于网络世界的影响，王可自认为是“有控制力的”。这一点，是相对于她身边众多的“愤青”而言。
王可说，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有微博、微信、人人网和qq空间，来自各个平台的信息也让人目不暇接。她发现，身边总有那么一群同学的朋友圈和微博里，不仅晒有各种自拍、美食，也经常出现对身边事和新闻“打嘴仗”和吐槽。
“我很佩服他们的语言能力，每天总有许多‘大快人心’的评论。但我也只是看看，几乎不愿意加入讨论，总觉得自己了解到的信息不准确，不敢随便议论。”王可说。
郑力也是如此。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他经常看到许多同学会因网络上的一些负面消息而愤怒，甚至情绪十分激动。但他认为，很多同学在评论转发时并未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一时的过激情绪会让人失控，而辟谣信息却往往得不到关注。
较高消费水平推高就业期望，过高的预期薪酬使就业单位望而却步
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大学生在消费市场上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那么，北京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到底如何?
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报告用具体的数字作了回答：一个北京大学生平均每月的消费支出是1481元。具体来看，消费800～1600元的占56.05%，800元及以下的占21.69%，1600～2400元的占14.48%。
报告称，除了吃饭等日常硬性支出外，社交、娱乐、购物等非必要支出占有较大比例并呈上升趋势。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与其他青年群体相比，北京大学生的月均消费水平普遍较高。
大学3年来，王可每周都要用手机app记录自己的消费情况。尽管没有详细到“一瓶水”，但几乎所有超过20元以上的开支都有记录。app数据显示，王可平均每月的生活费在2100元左右。
和不少女同学一样，购物是王可最主要的支出。“其实，女生平常吃饭、零食等消费都不高，钱主要还是花在买衣服和化妆品上。”王可并不喜欢在淘宝上买衣服，一方面质量不好，另一方面也怕有“二手货”。因此，她喜欢在商场里选择一些普通牌子，“但北京物价确实稍高，所以这方面花费会多一些”。
此外，社交聚会是王可第二大支出项目。对于身为“社团活动积极分子”的她说来，避免不了要和社团里的伙伴们外出聚会。虽然聚会都是aa制，但根据她们平日的选择来看，每人50元是比较适中的聚会标准。
谈到经济来源，王可说，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是父母给的。但令她自豪的是，她每周会有一天在校外一家广告公司做行政助理兼职，一个月大约有600元的报酬。
这一点也符合调研情况。调研数据显示，在校大学生一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家庭往往是其主要经济来源。83.33%的大学生靠家庭支持，5.45%的大学生靠奖学金和助学金，4.47%的大学生靠校内勤工俭学。此外，33.96%的大学生校外兼职收入占了经济来源的90%以上，校外兼职收入是大学生第二大经济来源。
然而，课题组发现，高昂的生活成本带来的问题是：它作为一大因素推高了大学生的预期薪酬。根据调研结果，大学生对于第一份工作的预期薪酬平均为6668元/月，而xx届高校毕业生的初始平均月薪为4746元(引用数据)，相差近两千元。
课题组分析判断，过高的预期薪酬使得很多单位对录用大学生望而却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调研报告显示，对于就业，大学生普遍希望留京工作。他们倾向于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的外企或国有性质单位，近半数人不愿意去西部和基层工作。
与就业期望值高相对应的是，大学生对于自身知识和能力储备相对不足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在造成就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选择比例较高的为“期望值太高”和“知识能力储备不够”，分别占22.73%和21.47%。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下最热门的创业，大学生总体持肯定态度。具体来看，62.32%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是一种积极的职业观，但也有27.69%的大学生认为只有少部分的人能够成功，表现出了他们对创业失败的担忧。
追求个性但不放弃集体，对于社会公平问题并不盲目
追求个性无疑是当今大学生最主要的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集体。一个乐观的现象是：他们非常注重“同辈圈”。
前段时间，微博一个很火的话题 “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用于调侃由于个性问题带来的宿舍矛盾。郑力发现，虽然每一次“惨案”发生总能在微博上激起讨论和关注，但他依然认为，这是再极端不过的案例。
在郑力眼里，“舍友之间避免不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但大家基本睡一觉起来又继续打游戏，丝毫不受影响。尽管现在每个人都特‘个性’、‘另类’，但当处于宿舍、班级这样的集体时，我看到的，多数同学都能适应其中。”
郑力的想法得到了调研数据的支持。调研报告称，大学生交往人群相对较为固定，且交往密切的群体主要是同学和舍友。其中，在交往比较密切和非常密切的人中，同学占88.3%，舍友占93.5%。可见，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宿舍关系，逐渐形成拟亲人的同学关系，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于“您的朋友中最多的是哪一个类别”的问题上，回答同学的占87.9%。对比其他青年群体回答同学的比例，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青年为83.5%，市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为77%，高校青年教师为77.2%。课题组由此发现，大学生群体和与之对比的几类青年群体，大学同学和室友已经成为他们结交朋友的第一选择，而大学阶段更成为其未来形成稳定的朋友圈的重要时期。
王可认为，90后乃至95后，虽然有着时代带来的个性化特征，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不会像高中时那样不懂事，因为一些小的观点分歧去孤立某个同学。相反，如果有同学‘游离’在集体之外，反而班干部会主动去了解和帮助他。”
她还说，现在社会上给90后贴上“问题”标签其实很不公平，其实90后不仅“玩得好”也“靠得住”。他们对于许多重要问题会理性、客观地解读;他们追求个性却并不盲目。对此，调研报告也提到，大学生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有48%的大学生认为收入高的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调研组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于社会公平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盲目。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集体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关注治国理政思想、党的政策方针，有近60%的大学生“非常想加入”或“想加入”共产党，超过85%的大学生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对国外文化产品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认识和判断。
关于中国梦，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近7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第3篇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
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 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收入不再靠种粮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在乡愁中创业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2023年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第4篇 最新2023关于北京青年调查报告：57万创业青年凸显首都精气神
创业”，无疑是时下最火的一个词，而首都北京更是创业青年云集之地。无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还是三里屯soho的写字楼隔间，乃至你可能路过的某个肉夹馍摊位，都涌动着蓬勃的创业热情。
或许你已经对诸如互联网思维、90后ceo耳熟能详，但是你是否了解，北京的创业青年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的创业项目集中在哪?什么行业创业最挣钱?创业者的收入又如何?
首次完整披露的《北京市创业青年群体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或许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份由团北京市委主导的调查历时一年多，对全市工商注册登记5年以内、年龄在18至40周岁的57.15万创业青年(数字截至xx年底)进行了系统的抽样调查。
这份基于工商数据资料、1916份调查问卷和100人次访谈的报告，让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典型北京创业青年的面貌：他应该32岁左右，毕业4到7年后开始的第一次创业;他有超过六成的可能从事的是批发零售等服务行业，超过两成的可能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他的收入并不高，没房没车是大概率事件，他认同“奋斗成就人生”，还在为个人生活和企业发展而努力。
7个聚集过万创业青年的街乡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xx万的超级都市里，算得上创业青年“据点”的街乡镇共有7个，分别是朝阳区的建外、三里屯、望京街道，海淀区的中关村、上地街道，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和昌平的回龙观镇。《报告》的数据显示，以上地区创业青年的人数都超过了1万人。而北京各区县中，朝阳创业青年人数达到13.92万，海淀有9.86万人，丰台也有7.78万人，明显高于其他区县。
团市委创业青年调研团队专家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平青表示，这些聚集区与全市经济产业园区和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一致，多受产业特性、相关政策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例如中关村就聚集了大量的信息产业，有聚集效应”。
刘建强就很喜欢自己位于中关村西区鼎好大厦8楼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名为厚德创新谷的创业孵化器，3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里，分布着30多个创业公司，不定期会有投资人来考察项目。在他们的楼上，是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而走出鼎好大厦，沿北四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去年6月刚刚更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晚上没那么忙的时候，刘建强常会溜达到那儿，参加3w咖啡或者binggo咖啡举办的各种创业沙龙，或者跟投资人聊上两句。
选择办公场地时，刘建强曾经犹豫过，公司是随便租一个商住两用的民居，还是到中关村找一个孵化器?可跑了几次中关村以后，他没再犹豫，周边环绕着创业者、投资人，让他“更有创业的感觉”，也“更方便”。
身处在一群创业者中，刘建强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创业的氛围。入驻半年多的时间里，同在一个办公区的公司，有人被大公司作价千万元收购，有人成功地拿到了b轮融资，也有人烧完了钱还是没有找到营利模式，最终黯然离场。这让今年32岁的刘建强时刻警醒自己要更努力地奋斗。
某种程度上，刘建强跟报告中的典型创业者很像。报告显示，北京创业青年的基本结构为，男女比例约3∶2，非京籍占55%，主要集中的三个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42.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0.96%)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2%)，平均年龄为32.25岁，平均初始创业年龄27.80岁，大约在大学毕业后4~7年才投身创业，毕业即创业的比例不高。
河北人刘建强目前的创业项目是一款预定运动场馆的手机app“e运动”，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催生的创业热潮中，手机app无疑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在前一份工作中，刘建强对接的就是一些app的推广业务，这也让他更能体会到移动互联网的魔力。去年6月，他最终决定辞职，离开年收入50多万元的广告公司，开了自己的公司，每个月领着公司最低的5000元工资，他的理由是，“到了这个年纪，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算起来，刘建强是在毕业后的第九年才踏上自己的创业路，相比平均初始创业年纪显得大了一些。而《报告》也指出，如今北京创业青年有年轻化的趋势。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ceo开始频繁见诸媒体，刘建强说自己很羡慕当下的年轻人，“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六成创业为“自我就业式创业” 集中在批发零售和服务业
跟直接从事手机app开发的移动互联网行业比起来，31岁的北京大兴区大学生村官李彪开的那家经营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汽车租赁等业务的“北京福地青云旅游有限公司”显得有些传统，但李彪觉得这种传统服务业“机会多”，而且“自己喜欢”。
实际上，李彪的选择仍是北京创业者的主流选择之一。《报告》显示，与传统上认为创业大多集中于高精尖行业不同，北京青年创业有近一半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有约24.37万人，占全体创业青年的42.6%;而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创业青年则有8.13万人，占全体创业青年的14.2%，即接近六成的创业青年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
刘青平教授表示，调研反馈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创业者实际上是属于“自我就业”式创业，而零售批发还有服务业门槛更低也更传统，所以有更多的创业者聚集。
李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兴小伙，xx年毕业后又回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做大学生村官。他的第一次创业就很“传统”，那是在他大三的时候，还在当学生会主席的李彪把同学借了个遍，凑足8000元买了一辆19座的红叶客车，开始做汽车租赁。他载着客人跑遍了附近的十里八乡，还一度跟驴友穿越过无人沙漠，因为赶上旅游旺季，没多久李彪就回了本，还买了新车，生意越做越大。
不过，因为缺少管理经验，租赁生意总是出一些意外，后来李彪就停了这部分生意，转而承包了一家旅行社。
xx年，同镇的东辛屯村着手打造“民俗旅游文化村”，因为有做旅行社的经验，李彪被调了过去，协助东辛屯村的旅游开发和管理。也是同一年，李彪觉得这是个机遇，于是开了一家旅游公司。
那时候，李彪每天一边要忙着跟村民沟通文化村改造，一边要管理公司。为了新公司，李彪押上了自己的房子、车子乃至土地，每个月要还4个银行的贷款，“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最初要村民开户接待游客，没人愿意，最后只能先由6个老党员带头开户。出乎意料的是，民俗村项目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开业后手忙脚乱，因为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如今的大兴青云店镇东辛屯村已经成了旅游热点，日均接待游客300至1000多人次，并解决了本村100多人的就业。而李彪的旅行社xx年的全年产值也做到了950万元左右，“基本走上了正轨”。
最挣钱和最有潜力的
约30%有盈利，约40%收支平衡，约30%没有盈利，这是这次调研给出的北京青年创业绩效的基本状况。
这其中，盈利丰厚的约占3.8%，难以维系的则占7.3%。什么行业最挣钱?答案是房地产业。《报告》数据显示，房地产业盈利丰厚的比例高达21.05%。相比之下，排第二的住宿和餐饮行业，但比例仅有8.51%，还不到房地产业的一半。
在各个行业中尚未营利比例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个包含了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门类的行业，未营利比例达到36.67%。不过《报告》也指出，该行业中有很多是投入期长、收益期滞后但发展潜力巨大的高新技术企业。
某种程度上，房地产和互联网分别代表着当下和未来的行业，37岁的孙鸿飞正试图打通两者，而他的创业经历也正恰巧对应着两个行业的特点。“传统的房地产中介业的人工成本、店铺成本都很高，中介费也很高，讲究一口吃个胖子。”孙鸿飞说，“我们现在是走线上，中介费低80%，剩下的20%也都给经纪人，我们收一笔3000元的代办费，其实是一种互联网思维。”
孙鸿飞xx年底就进入了北京房地产业，那是北京房价暴涨的前夜，孙鸿飞被母亲领着到了舅舅开的房地产中介公司鸿基建业入了行。最初他很抵触房地产中介，觉得都是黑中介，在公司待了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干。舅舅没办法，只得让孙鸿飞先去自己找个公司感受感受，孙鸿飞于是去了当时的第一大中介中大恒基。
在中大恒基，孙鸿飞很快成了片区的销售冠军，他说自己喜欢上了那种帮别人选房子、成家的感觉，每个月的提成也有一两万元。没多久，孙鸿飞回到了鸿基建业，最初他先被派去负责新开的两家门店。那正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扬的时代，因为信息不对等，很多中介可以吃差价：卖方想30万元买，中介就向买方开价35万元，差价就进了中介的口袋。
孙鸿飞则重点开辟了另一种方向：直接吃下卖方的房子，然后自己再转手卖出去。孙鸿飞说自己的策略很成功，“不到一年，那个区域我们一家公司的营业额就是其他十几家公司的总和。我们坐在公司里，就有大量的房源送上门”。
没多久，孙鸿飞全面接手了公司的管理，也成为了股东之一。“盈利丰厚”的房地产行业让孙鸿飞先后买了4套房，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
xx年，北京房地产价格动荡，孙鸿飞觉得传统的地产中介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离开鸿基建业，成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新中介公司丁丁置业。他试图走拼服务、口碑的中介道路，但在链家、我爱我家的夹击下，大量扩张的门店没能带来相应的效益，过高的运营成本反而拖垮了自己。
xx年的时候，孙鸿飞卖掉了自己在北京南五环的最后一套房子，没过多久，他关掉了所有的店面，宣布自己在房地产业的第二次创业失败。
这次失败让孙鸿飞反思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觉得，传统的中介模式还是有问题，“租金、人力成本都太高，一旦市场波动就很不稳定”。
他现在做的美宅网，则是希望去掉租金、人力成本，做一个房产中介的淘宝，网站只是一个平台，负责业务代办和监管。孙鸿飞坦言，虽然还没正式上线的美宅网也已经有了盈利，但互联网行业肯定是要用钱来换时间，大规模推广需要更多的钱和互联网资源。
“3000元的代办费当然只是一个基础，只要站住市场，房地产金融产品也会是一个营利点。”孙鸿飞说，“互联网的想象空间很大。”
第5篇 2023国企青年调查报告：稳定是红利 发展费思量
收入行业差异大，住房压力大
团北京市委选调75名企业团干部和10名专家团队组成调研组，从北京市人保局社保中心提供的养老保险缴费人员数据库中进行抽样，完成了此次调研。
但是，刘水目前最大的苦恼是缺乏私人空间，毕业3年了还住在单身宿舍，感觉不太好，毕竟不同于学生时代。她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但收入还不足以支持她去租更大的房子或者买房，现在的年龄不到30岁，又不够资格申请公租房。
工作稳定是最大吸引力
北京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团总支书记陈佳丽的想法也印证了这一调研结果。
1984年出生的陈佳丽是北京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第九水厂上班。陈佳丽两年前结婚，她说自己和老公一直持续啃老的状态：平时跟双方父母住在一起，因为跟父母一起住方便照顾孩子，小两口也负担不起房价，所以也没有单独买房的打算。
陈佳丽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习惯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未来10年内都没有换工作的打算。她认为稳定性对于女性更加重要。
调研报告同时显示，如果有机会再次择业，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仍是北京市属国企青年的第一选择。
一直以来，国企青年背负着高收入等光环，但从调研看，当前北京市国企青年收入较中央企业青年收入低，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也低于非公青年，导致职业前景、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得分较低，职业满意度不高。
但是，市属国企青年由于北京户籍比例高，无需买房或可以更多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充分利用住房政策，自购房的比例为40%，高于非公企业青年20.9%的自购房比例。市属国企青年合租比例20.3%，也远低于非公企业青年34.2%的比例。53%的市属国企青年近3年来没有搬过家，平均搬家次数0.97次远低于非公的1.3次。
调研组织者认为，综合来看，市属国企青年在住房开支、居住稳定性和环境上稍优于非公企业青年。
发展的困惑
刘铭涛是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南邵战区值班站长，最初到站区工作的时候是一名中控员，刚刚工作时的一次经历让他记忆犹新。
那天我们是夜班，当天晚上7点多，高峰刚过，发生了一个倒叉故障。当控制台显示倒叉故障后，刘铭涛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加上自己紧张，心里素质那时候不是特别好，处理的过程中有些小瑕疵，致使列车有几趟晚点。
这次经历，让刘铭涛开始钻研学习业务，并取得北京市地铁技能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不断努力，刘铭涛从技术主管升职为值班站长，工资也在原来3000多元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刘铭涛的工作时间长，尤其是在冬天气温下降，客流量增加的时候，他每天站立的时间超过了十几个小时。
根据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报告，北京市属国企青年群体中，92.7%是工作在一线的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和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青年平均每天工作8.7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3.9小时,但平均每天用于通勤的时间为2.16小时，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仅为3.05小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互联网技术融合应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都给国企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对国企青年的成长成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团北京市委建议，建立京津冀三地青年技能人才交流成长机制，构筑国企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体系，联合北京、河北、天津共青团，协同推进活动开展，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